《孔乙己》是近代文學巨匠魯迅所著的短篇小說，最早發(fā)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1] ，后編入《吶喊》，是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繼《狂人日記》之后第二篇白話小說。下面是關于《孔乙己》的畢業(yè)論文范文精選，歡迎閱讀。
范文一：《孔乙己》中的那些笑
《孔乙己》的故事始終是離不開笑聲的，作品以酒客們的“笑”伴著孔乙己出場，又隨著孔乙己走向滅亡，這“笑”更增強了作品的悲劇效果。教參分析：這是嘲諷的笑聲，是冷漠的笑聲，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冷酷，批判了缺失關愛之心的麻木。而這些人之所以冷漠，是因為封建文化教育使人們逐漸喪失良知和仁愛而變得冷漠無情。筆者以為，這種分析有失偏頗，它對生活在封建社會的底層百姓是持批判、否定態(tài)度的，缺少了對人性的理解。
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酒客們的幾次笑聲。
第一次，“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從“一到店”可以看出，只要孔乙己來了，人們就“笑”，無論是掌柜的，還是酒客，他們的笑都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機械的笑。這種笑建立在孔乙己經常出現(xiàn)的“新傷疤”上，而“新傷疤”的出現(xiàn)則是因為“又偷了人家的東西”。再看下文，孔乙己爭辯時所謂的“竊書不能算偷……”的言論卻又明確地告訴我們：酒客們的這些嘲諷可并不是誣陷。
第二次、第三次的語言表達基本是一樣的，“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但笑的原因不完全一樣。第二次“笑”，是人們揭了孔乙己的短處(偷東西)后，孔乙己為了爭辯，說了一堆難懂的話。酒客們聽不懂，但能知道他是在為自己的偷東西找借口。對他們而言，不勞動、偷東西本就可笑，偏還說許多讓人聽不懂的話來為自己辯解，這種行為，難道不應該笑一笑嗎?從這樣的人身上去尋得片刻的放松又何錯之有?畢竟，他們是缺少知識的勞動人民，可不懂得孔乙己也遭受了封建科舉制度的毒害而對他抱著同情之心。
第三次“笑”，來源于酒客對孔乙己“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的質疑。有人會說，孔乙己夢寐以求的是讀書做官，卻一生未能“進學”，這成了他最大的痛苦和羞辱。酒客們毫不留情地直戳他精神上的傷疤，這還不能說他們冷漠嗎?且慢下結論。按常理，孔乙己的痛處，是不會引起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人民的笑的，每一個酒客的內心也是有善良的因子的。那他們?yōu)槭裁炊δ?我們決不能忽略眾人哄笑之前的一個細節(jié)，“孔乙己……嘴里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原來，這是大家聽了孔乙己的“滿口之乎者也”的或令人半懂不懂或令人一絲不懂的話后，產生的哄笑�？梢源竽懙耐茰y，酒客們的笑并不是為孔乙己的沒有進學，而是為他那些充滿酸味的言語。也就是說，人們是在引逗孔乙己，讓他窮酸窮酸，然后哄笑一陣，放松放松。這也是一種反射式的為笑而笑的“笑”，只是為了能擁有一點“快活的空氣”。
第四次，孔乙己因為偷丁舉人家的東西被打折了腿之后到酒店喝酒，面對掌柜同平常一樣的詢問，“你又偷了東西了”，他低聲說是跌斷的，并用眼色懇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時的幾個酒客“便和掌柜都笑了”。這里的“笑”跟第一次一樣，也是對孔乙己明明偷了東西卻硬要辯解的嘲笑。只不過這一次孔乙己受傷更重。要知道，孔乙己的偷竊行為可謂屢教不改，酒客們加以嘲笑本在情理之中，我們又希望他們怎樣施以援手呢?是金錢上支持嗎?這些酒客本身就是勞動人民，他們也深受封建制度的壓迫和摧殘，又哪有多余的錢施舍給一個他們眼中好喝懶做的人。那就是不嘲笑，言語上關心?我想，即使他們這樣做了，孔乙己如果不醒悟過來努力生活，繼續(xù)偷竊，等待他的就一定會是悲劇。
說到底，真正導致孔乙己悲慘命運的罪魁禍首當然應該是黑暗的封建社會。丁舉人對孔乙己的摧殘，再現(xiàn)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殘忍狠毒，從一個更為具體、更為清晰的層面揭示出孔乙己悲劇的重要根源。而那些嘲笑孔乙己的酒客，他們生活在充滿壓迫和剝削的黑暗封建社會，本也悲慘，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階層。他們從未接受過封建文化教育，又怎會因此逐漸喪失良知和仁愛而變得冷漠無情呢?
但細細分析，孔乙己就完全是封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無需替自己的悲慘結局負責嗎?他那自命不凡、好喝懶做的性格的養(yǎng)成也不能完全歸結于封建科舉制度吧?要知道，性格形成的影響因素可太多了。任何一個黑暗的時代都會出現(xiàn)無數(shù)自立自強的典型。只要有心，即使不能成為自立自強的典型，也總能生活吧。但孔乙己卻偏偏連生活都不能。他也可以算是好喝懶做到極點的典型了。因此，魯迅先生在塑造這個人物時也是既有嘲諷、批判，又有同情、惋惜，更多的是“怒其不爭”。
綜上所述，我們絕不能對文中酒客們嘲諷的笑聲作肯定的批判和完全的否定，而應該更深地去挖掘封建社會的黑暗本質和孔乙己自身的性格弊端。
范文二：別里科夫和孔乙己的悲劇命運共同點探析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和俄國都處于變革的關鍵時期，文學的變革成為這一時期文化變革的亮點，孔乙己和別里科夫正是魯迅和契訶夫筆下的，在這一變革的醞釀期中所產生的“一類人”。他們封閉自守，限于傳統(tǒng)的桎梏中難以解脫，至死抱殘守缺、不思變革。同時他們又都是受害者，“是統(tǒng)治階級反動思想的犧牲品、一個時代捉弄下的畸形兒。”他們相同悲劇命運的背后，所反映的不僅是二者相似的形象特點和生命體驗，還有相近的時代特征。而作為小說中的人物，其成功塑造也與兩位創(chuàng)作者息息相關：魯迅和契訶夫都是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他們精準的把握了時代特征和要求，都善于從小人物著手，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因此，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兩位巨人也找到了心靈的交匯點。
一、別里科夫和孔乙己的性格相似點
契訶夫運用夸張和荒誕的筆調在小說《套中人》中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一個無論何時何地要將自己裝在“套子里”，終日惶恐不安，唯恐“鬧出什么亂子”的知識分子形象。他看似一個小人物，“卻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著他轄制呢!”然而，這樣一個看似強大的人，卻又經不起生活的波折：一畫便怒，一推就倒，一笑即死。外強中干的背后反映的是懦弱的本性，折射出封建勢力的衰亡。而孔乙己無論從言語還是行為上看，貌似和別里科夫幾無共同之處，但是透過這些言行，仔細研讀就會發(fā)現(xiàn)二者在精神氣質和處境上的共同點：
首先，他們都是落魄的知識分子。孔乙己這里無可厚非，他沒有考中進士，流落于社會底層，生活窮困潦倒，經常被周圍人嘲笑、戲弄。而別里科夫雖然在文章開頭說他是一名希臘文教師，但契訶夫緊接著又說他所教的古代語言，也是他借以躲避現(xiàn)實生活的工具。古代語言這門學科和別里科夫的形象相對，象征另一層套子的同時，暗示著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不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忍受身邊的人騎自行車，拿自己的行為標準來規(guī)范甚至干涉別人。也正是這個原因，他們都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看上去人格扭曲，精神麻痹，任憑封建專制的壓迫而不自省，喪失了人的基本特征。本文由畢業(yè)論文網https://www.lw54.com收集整理
二、相似的時代特征
魯迅的《孔乙己》發(fā)表于1919年五四運動的前夕，辛亥革命雖已過去八年，但封建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科舉制度雖被廢除，但是封建文化和教育仍然根深蒂固，人民仍處于昏沉、麻木的狀態(tài)，知識分子秉著“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觀念皓首窮經，但只有少數(shù)人進入統(tǒng)治階層，大多知識分子窮困潦倒，淪為社會底層民眾。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繼帶來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沒有使孔乙己這類長期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知識分子得到相應的改造，“科舉仕宦的思想使他不愿脫下那件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但卻標志讀書人身份的長衫。這些都昭示他心目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士大夫意識。”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這種尷尬的處境和當時新舊制度和新舊文化的尖銳沖突是緊密聯(lián)系的，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特殊產物。
再來看別里科夫，契訶夫在創(chuàng)作這篇小說時，正是19世紀末沙皇俄國統(tǒng)治極為黑暗的時期，農奴制改革后的俄國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但經濟和社會生活卻進入了資本主義，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加速了封建制度的滅亡，沙皇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加大了對書刊的監(jiān)察力度，嚴格監(jiān)視人們的一言一行，企圖將新文化新思想扼殺在外。而小說中的別里科夫正是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沒有做出積極的判斷去順應時代潮流，而是固步自封，充當了時代變革的犧牲品。他的膽小、不安和孔乙己的荒誕、可笑同樣來自于那個矛盾沖突尖銳的社會和時代。“一個國家可以拒絕外來文化的侵入，但是在世界大潮的沖擊下，不順應潮流而做出適時調整只能成為別人的笑柄，固步自封的結果只能給自己帶來危害。”可見，孔乙己和別里科夫最終的悲劇命運與他們所處的時代不無關系。
三、創(chuàng)作者的共同點
郭沫若曾這樣評價過：“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訶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兄弟。假使契訶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沫若文集》十三卷《契訶夫在東方》)
契訶夫和魯迅都是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歷史的機緣，他們也都有過行醫(yī)的經歷。“醫(yī)學與文學雖分屬自然和人文不同學科，卻因為共同的研究對象為‘人’，而有了交集。”具有醫(yī)學背景的作家在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會因為行醫(yī)中的獨特經歷而對其創(chuàng)作手法和風格產生影響。契訶夫自己也肯定了自然科學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我不懷疑醫(yī)學對我的文學活動有著重大的影響：它大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知識，這種知識的真正價值只有是作家本人兼做醫(yī)生的人才能領會。”他僅用一部短篇，就把別里科夫這樣一個“小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并通過他展現(xiàn)出廣闊的時代畫面和深刻的社會問題，這種理性、敏銳而又犀利的目光除了個人稟賦之外，與他對醫(yī)學、科學的了解不無關系。
相比于契訶夫，魯迅的“棄醫(yī)從文”更為國人所作熟知。著名文學評論家李長之在他的著作《魯迅批判》中指出“他(指魯迅)的思想是一種進化論的生物學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這點思想的萌生，卻以醫(yī)學給他的幫助最大。”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病態(tài)的，從《狂人日記》到《孔乙己》再到《藥》，他都是從一個醫(yī)生的角度來觀察民眾，審視社會，思考生命，再用簡約犀利的文筆將這些書寫出來。他和契訶夫都生活在黑暗、腐敗、墮落的社會，在這種社會狀態(tài)下，憂郁、茫然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狀態(tài)，孔乙己和別里科夫概莫能外，魯迅和契訶夫正是抓住人性的本質對他們進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描寫和渲染。
總而言之，《孔乙己》和《套中人》都描繪了傳統(tǒng)文人在變化時代中的困境，造成他們悲劇命運的原因有很多相似之處，這里只是管中窺豹。作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他們更多的帶給讀者的，應該是對時代的反省，對自我的認知和對生命意義的思考。